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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发表时间:【2020/10/15 9:31:39】 浏览次数:120次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

姚海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6)

摘 要:黄巾军“见玄皆拜”这一今人读来不可思议之事件包含了复杂的历史信息和多元的思想意蕴。从汉末学术大背景与一般社会氛围来看,当时知识分子研究经典范式的转型导致了才高博洽的知识主义学术风气的形成。同时,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之学成为当时一般社会民众的思想底色。郑玄不与混乱时代相同流合污的光辉俊洁的志节、屡征不就的隐逸风度、崇高的德望及其在学术层面的易学与谶纬研究构成了黄巾军“见玄皆拜”的原因。其中郑玄学术中的谶纬之学与黄巾起义指导思想的内在学理相通及其思想认同构成最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黄巾军;郑玄;思想意蕴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一、“见玄皆拜”问题的提出

据范晔《后汉书·郑玄传》及袁宏《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等史籍的记载,东汉末年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的郑玄曾与黄巾军相遇,上演了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见玄皆拜”事实。关于此事的真实性,从多部史籍多元并载的情况来看,当无疑问。其中,《后汉书·郑玄传》是这样描述的:“建安元年,(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1](1209)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兼通今古文经学,并一统经学,是为中国学术史上鼎鼎大名的“经神”。而以早期道教太平道形式组织的黄巾起义,历时多年,起兵之始便势如破竹,沉重打击了东汉政权,为三国鼎立创造了条件。可起义军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起义过程中当然也不乏烧杀抢掠之事。

郑玄与黄巾军,一个是经师、学者,一方是乱贼、暴民,这两者因缘际会于途路,可谓“秀才遇上兵”。难怪顾炎武《不其山》诗中后两句云:“为问黄巾军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诗句中流露出了极大愤慨与不解。可剧情没有如同想像中的那样“有理说不清”,甚至都不需要讲理,反而成就了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见玄皆拜”一事,促成了一段历史美谈佳话。关于此事的解释,或云因郑玄是当时有名的经师,其高尚德行感化了黄巾军,故“见玄皆拜”;或云黄巾军虽为农民起义军素质虽不高但当时民风淳朴,有尊贤敬能的良好风尚,故郑玄不但免于难,还“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或云郑玄当时并非汉朝在职官吏,而是一介布衣,黄巾军只与东汉朝廷作对,不与无关百姓发生冲突。但这些解释往往似是而非,无一确解,且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为何“见玄皆拜”。尤其是黄巾军为何“相约不敢入县境。”“不敢”一语实在蹊跷,说明黄巾军之于郑玄不仅仅是尊敬而是心存敬畏。此次相遇之后,黄巾军何以会如此默契地相互承诺不去打扰郑玄老家高密县?要知道,有着“八州并举”“拥众百万”的黄巾军起义声势浩大,在青州、徐州延续20余年之久,何况义军素质参差不齐,何以对这一口头承诺执行得如此默契、如此有力?

可见,这决非一偶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极具象征意义与诠释空间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无疑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历史信息甚至多元的思想意蕴。试着去理解那段尘封往事,揭橥背后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对于理解传统士人人格形成,理解黄巾军与郑玄的行为层面、思想精神层面、个性气质层面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从汉末学术大背景与一般社会氛围、郑玄的志节、风度与德望、学术与黄巾军思想的内在相通及其思想认同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二、汉末学术大背景与一般社会氛围

从东汉的学术大背景来看,“整个东汉笼罩在光武帝凝敛的理性人格之下,由其决定。故有田间之朴诚,而无草莽之野气;有学问理性之凝敛,而无原始生命之灿烂。”[2](306)可见,整个东汉的学术思想早已脱失了先秦学术的辉煌与盛大。从其外在来看,最突出的特点有二。其一,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研究经典的范式纯是训诂学,思考完全摒弃了先秦时活泼泼的生活化样态,甚至连汉初都比不上,且呈现出日薄西山之态势,学术史转型已在所难免。其二,阴阳五行学说在秦火之祸中得以独存,在汉代理论浅薄几近真空的状态中,迅速蔓延开来,谶纬之学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这两个大的特点无论之于郑玄还是当时的一般民众(包括黄巾军)影响深远。

就东汉末年的学术而言,由汉初专通一经的专业之治学思路转向崇尚博学通儒之风,知识途径在不断拓宽。当时的谶纬之学,今天的我们没有理由因其迷信的性质而否定其在当时的“知识性”。治学思想转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古文经学的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才高博洽的知识主义风气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而流行起来。就知识分子而言,专儒在向通儒转变,理性意识接续了轴心时代之遗绪,引发了理性思潮的再次高昂,成就了社会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

文化与学术精神由汉初的个人理想主义到了群体知识主义的转轨。甚至官学与私学的地位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私学因其学术的“真实性”与思想的驳杂性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重视。士林道德精神与理想人格之间的张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返璞归真——原本活泼泼的先秦发展样态有重现之可能。但是,就在士人个体内在超越意识不断被放大而膨胀,带动整个社会群体走向之时,个体精神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二者之间持续对抗与不断加码,最终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之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继而与宦官发生了参政党争的事件。事件终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结束。党锢之祸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包括郑玄)的冲击,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范围之巨,对于无论是中国政治还是中国学术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就学术而言,可曰为党锢之祸下的学术悲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学术与政事脱节,此学术之悲,亦政事之悲也。昏乱之世,政事无可为,士人高蹈以抱孤月,或处草野以抒发理想,或遁隐山林以娱情性。”[2](327)

就郑玄个人而言,其身上明显带有汉末学术大背景的投射影响,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倾轧与斗争。最终二者终因势均力敌而共生并存于郑玄之一身——谶纬与科学并存。甚至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学术莫不有此特点。郑玄作为东汉末年群体抗议中的一分子在文化洪流的裹胁之中,从入世到隐遁,这种隐遁虽不类老庄之超然但也不能说与其完全无关。郑玄身上体现出了从个体坚持下的格格不入到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妥协,乃至另行寻觅文化港湾与另类学术开拓。于是郑玄弃官而为学,从政府官员下降为普通士人。就当时社会民众而言,民不聊生自然会发生反抗与挣扎,于是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黄巾军“见玄皆拜”这独特现象的出现与汉末理性迸发的学术大背景与社会的理性氛围是分不开的。黄巾军一时蜂起、浩浩荡荡,代表了整个社会下层人士的心理状态是理性的起义而非盲目的求索。虽被正史扣上“黄巾贼”的帽子,但也埋没不掉其“义军”的真实本质,其广泛的群众代表性仍是其实质。其遭遇能够体现个体独特学术品格的郑玄,能够做出“见玄皆拜”之义举也就不意外了。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三、郑玄的志节、学术与德望

郑玄的一生是服膺孔子的一生。其志节、风度与德望与孔子之言行若合符节。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138)君子之德像风一样,能风化草乃至天地万物。观郑玄一生之言行,莫不与孔子之言行相合。从其十一二岁赴宴会之时的“此非我志,不在所愿”回答来看,少时之郑玄已不与世俗同辈同流,而远超当时所谓君子。此固可与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匹相类矣。

隐逸所表达的也是郑玄不与混乱时代相同流合污的高洁之态。再让我们来看一看郑玄的隐逸史实吧。郑玄学成归家是在四十岁之时。学而优则仕向来是儒家的惯常读书、为学、入仕路径,但在郑玄这里,这一“定律”似乎并不适应。从六十岁之后,郑玄多次被汉朝当权派征召,但屡征不就。让我们看看郑玄光辉的“召不就”的旧历史。当其五十九岁时,举贤良方正。翌年,何进征辟郑玄,还运用了“迫胁”之法、“礼待甚优”之术,但郑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六十二岁时,被征为博士,但称病不就。六十三岁时,袁隗征为侍中,“以父丧不赴。”董卓“备礼召玄,玄不至。”六十四岁时,公卿举玄为赵相,玄以黄巾复起,道断而不至。六十六岁时,以“博士”列名于朝廷。郑玄“召不就”次数之多,让今天的普通人感觉郑玄有些不可理喻。郑玄“屡征不就”既是对孔子“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服膺,也是汉末崇隐之风的个体化表达。其学虽与随后的魏晋玄学宗旨大异其趣,但其行为却颇有相类、相合之处。故其不能不反映即将来临的言意幽远的出世之学,也不能不表现内儒外道的儒道出世与入世的叠加纠缠态。

正史中的记录自不待言,就连文学作品中的郑玄人格亦是如此光辉俊洁。如《世说新语》中的郑玄。《世说新语》是一部描写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的故事汇编。其中《文学篇》讲到郑玄本打算注释《春秋传》,还没有写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服虔相遇交谈对注释《春秋传》的看法时,发现“多与己同”,他竟无私的倾囊相授——“尽以往所注与君”[4](84)。郑玄以文化自任而不敢自专的阔达态度,其经学大师的博大胸怀与磊落的君子儒风跃然纸上。还有《世说新语·文学》中“郑玄在马融门下”刘孝标注引《郑玄别传》:“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莫,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后谓痛饮为一饮三百杯皆来源于此。当时宴会中的汝南名士应劭于席间半开玩笑半自期许地问郑玄:“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他满以为郑玄当时只是一介布衣,而自己凭借名气、地位可以让其或受宠若惊或羞愧难当,想不到郑玄微笑着回答道:“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让应劭吃了一个闭门羹。简单的几句话,将郑玄的学识与孤高表现出来。通过这回答,我们可以看到郑玄收弟子的标准是孔子“四科”的标准,而不是当时社会所崇信的“官阀”标准,可谓学界清流。郑玄的一生也真正做到了孔子教诲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106)是一真孔子门徒。

郑玄晚年的德望更是达到了可以称“公”的程度。孔融做北海相时,敬佩郑玄的德行与学识,所以一到任就去拜访郑玄。事后还命高密县令,为郑玄特立一乡,是为“郑公”乡,并设“通德门”。此名沿用至今。今日位于郑公街道办事处,镌刻着“文章凭人论,经学赖公传”的郑公祠熠熠生辉,仿佛诉说着过往的辉煌。汉时之“公”何义?按《郑玄辞典》中所搜罗的意思大致有五意,分别是“事;君也;犹‘官’;犹‘共’;孤。”[5](45)去除掉无关的解释,可能近于“官”之义,但郑玄并不是官。于是这里的意义就是对有德人的尊称了。如汉朝有名的“太史公”“吴公”“邓公”等人。由此可见,郑公之“公”的深意与尊意。

最后,郑玄病死在随军谋策途中。郑玄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旧的思想时代的彻底结束与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真正开端。[6](129)。郑玄去世之前竟也梦到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通过此梦,他从谶纬学角度,准确预测到了自己大限来临之日。此后言意幽远的魏晋时代真正驾临。

观郑玄一生志业,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为经典的后续解读与传承,功莫大焉。《后汉书·郑玄传》中言:“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如果没有郑玄的整理与解读,其能否传诸后世是难以保证的,能否有效地发挥文化在中国的作用也是难言的。所以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郑玄也以承先启后的伟大经学家、卓越的古籍整理学家、重要的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家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汉末年,朝廷昏聩、民不聊生之时,郑玄的志节、学术与德望在那个乱世虽遗世独立,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敬佩者有之,岂止一个北海相孔融敬之、佩之、尊之、爱之?黄巾军中敬佩、尊爱者当也大有人在。“见玄皆拜”一事的原因,郑玄个人学术的渊博、志节的高洁与德行的醇厚当是很重要的原因。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四、郑玄学术与黄巾军思想的内在相通及其思想认同

郑玄学术与黄巾军思想的内在相通及其思想认同方面的一致性,也构成黄巾军“见玄皆拜”的原因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郑玄的学说基底与太平道的样貌有相通之处”。[7](143)

当是时,阴阳五行成为士人乃至普通民众的一般观念背景。从“易以道阴阳”可见,阴阳观念于《易》中明确道出。因秦火未涉及到《易》,反而使得汉初传《易》者众多。阴阳观念也成为汉儒解经的重要理论依据。五行之说于《尚书·洪范》中首明确提出。后邹衍将其发展为五德终始之说,成为言说王朝兴衰成败之理论依据。从此以后阴阳五行成为中国学术绕不开的基础理论。

郑玄学术与黄巾军所信奉之太平道中都存在谶纬学说、均有易学背景。从黄巾军的角度观之,这些共通之处使其存在内在相知、相通甚至相惜的学理根基。从《郑玄志》一书所附的《郑玄生平大事系年》中所列郑玄一生大事来看,可以看到其学习并精通谶纬的事实。十三岁,他就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等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十七岁时,见到风起就能预见到“某时有火灾,宜祭爟禳,广设禁备。”二十一岁之时,他精历图纬之言,兼精算术。三十岁时,睹秘书纬术之奥。七十岁时,从刘洪受《乾象历》。七十四岁时,梦孔子语,以讖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8](26-32)

毋庸讳言,郑玄的一生与谶纬密不可分。他解经之时也因秉持谶纬态度而为反对者诟病。但中华古学本来就没有将科学与迷信区分得那么泾渭分明,这与郑玄何干?同时,郑玄亦为一易学大家,其易学根底深厚,易学著述丰硕,主要有《周易注》《易赞》《易论》《易纬注》等。其早年通《京氏易》,后又习《费氏易》,解易时运用了诸如爻辰说、卦气说、互体说等易学方法与理论,在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的黄巾军起义口号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神异化谶言,以及“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预言更是完全的谶纬学说。这充分说明当时民间对谶纬学说的尊崇,使得起义必须借助谶纬才能成其事。试想一下,一群尊崇谶纬的无知群众遇到了一个精通谶纬的卓然大家,出现“见玄皆拜”的场景也就不令人诧异了。

综上,对“见玄皆拜”事件的透视,我们可以看到出现这一场景的原因众多。既与当时汉代学术大背景与当时民众的认知水平有关,与郑玄本人的学术品格与德行威望密切有关,也与相遇双方思想的内在相通及其思想认同有很大关系。揭橥背后复杂对于理解传统士人人格形成,而深刻的原因,理解郑玄的行为层面、思想精神层面、个性气质层面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巾军何以敬仰郑康成竟至“见玄皆拜”境地-姚海涛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牟宗三.历史哲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刘义庆.世说新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5] 唐文.郑玄辞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年.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7] 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J].文史哲,2017,(2).

[8] 耿天勤.郑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注:本文原题为《黄巾军何以“见玄皆拜”》,首发于《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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